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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重返咖啡館的美麗時光──戴寶村
引言/不只喝咖啡，也要酗文藝

一、打開咖啡館的人文扉頁：從咖啡館元年到咖啡傳入台灣
阿拉伯世界裡的「智慧學院」
歐洲在咖啡桌上「甦醒」
咖啡杯底翻升而起的革命狂潮
漢人飲茶空間
台灣文人的品茗生活
咖啡館到台灣
郁達夫造訪台北的咖啡館
日治時代的咖啡館藝文活動
西方的理性思維與東方的性靈追求

二、台北文人咖啡館的時代溫床(1949 ~ 1970)
一場迎接祖國的荒謬劇
思想箝制下的出版言論空間
清貧年代的咖啡管制
台北──現代都市生活的展演地
圍繞於中山堂的藝文氣息
咖啡館的色情現象與情色形象

三、迎向靈光乍洩的年代：1950 ~ 1970年代的台北文人咖啡館盛宴
中西思潮撞擊下的文藝風
流淌在字裡行間的無聲反叛
文人咖啡館風景構築在想像世界裡的咖啡館
咖啡館裡的文人絮語
一個消極抵抗霸權的文化場域

四、狂飆的時代，消逝的氛圍：告別1980年代
咖啡館的艱難歲月
西區凋零與外來文化的入侵
消費時代裡的人心變異

五、嬉遊當代人文咖啡館
眾聲喧嘩的九○年代
咖啡館新浪潮
溫羅汀之光
在咖啡杯裡翻騰搖滾

推薦序：重返咖啡館的美麗時光/戴寶村（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一手拿外帶咖啡杯一手握駕駛盤的開車人，可能很關心油價的上漲，卻未必知道咖啡是全球僅次於石油的第二大交易商品，是人類飲料作物的冠軍，喝咖啡的習慣以及世界各地的連鎖咖啡店正是全球化的重要表徵。咖啡從15世紀中葉在非洲被發現到傳播擴散，由僧侶的提神劑到歐洲上流社會的社交飲品，再成為所有人的日常飲食消費。而17世紀荷蘭人將咖啡推廣到東南亞、中、南美洲，咖啡也成為核心殖民國家對依賴被殖民地區的支配，顯然咖啡不單只是生產與消費的物質，已衍生出更多的文化意涵。

　　台灣在清治末期曾一度引進咖啡種植，但未成氣候。日治時代日本為了發展熱帶產業曾在花東地區、嘉義、台南種植咖啡。上流社會也以喝咖啡作為「毛斷」（Modem）的行為，台灣人有了西方飲食初體驗。戰後以來隨著台灣社會與西洋歐美的互動密切，咖啡館日益增加，尤其九０年代連鎖咖啡店如雨後春筍的開設，台灣人的咖啡消費大增，消費品味也逐漸多元提昇，台灣儼然成為「R.O.C.」（咖啡共和國）。

　　由於咖啡消費現象日益盛行，咖啡的相關研究也成為研究者寫作者關切的課題，有從物質史角度探討咖啡如何成為上癮的嗜好，有從消費文化敘說其歷史流變，或考察咖啡館的空間文化，至於連鎖咖啡業的崛起與經營，更是熱門的研究議題。

　　美枝這本《台北咖啡館：人文光影紀事》，並不是參一腳似的要為咖啡添加一些泡沫或薰味而作的探究，作者從不同的視角觀察台灣的咖啡歷史文化，她採取以台北的人文咖啡館及咖啡館中的人文交織為題綱，並將其置放於歷史時間脈絡來鋪陳咖啡館的人文光影。她用長時段敘述，串起阿拉伯到台灣的咖啡，用兩個20年分述台北文人咖啡館的時代溫床和文人咖啡館的盛宴，再以兩個10年時段告別狂飆年代及嬉遊當代人文咖啡館，在流行大眾化浪潮下，期盼有特殊人文風格咖啡館的再生與維繫。

　　《台北咖啡館》這本書以很有咖啡感覺的調性娓娓道出咖啡館的人文光影，尤其美枝發揮她個人的攝影特長，為本書配置了相當多的圖像作品，更增添書文的質感。新書問世，忝為師者，同享喜悅，乃特為她撰文序薦。期盼讀者點一杯或調製一杯好咖啡，在香味與氛圍下閱讀這本書，讓我們的咖啡消費增添更多的人文氣息。

序言　不只喝咖啡，也要酗文藝

　　為了尋找一間理想的咖啡館，開始在城市裡漫遊，那是1990年代中期，我在陽明山落腳，經常騎著125cc的機車，來往穿梭於山林與都會，就像一個迷路的孩子，總試著在咖啡館裡，找尋自己，建構自己。彼時，對咖啡館的文藝想像，來自西蒙波娃，來自沙特，也來自羅蘭巴特。好像，一張咖啡桌，一杯咖啡，一本書，一隻筆，幾張稿紙，就會讓我變成另一個人：一個自己想像中的知性個體，不再只是那個躲在陰暗角落裡懷疑著自己的我。

　　但是，這樣的文藝憧憬，卻讓我對台北的咖啡館越發失望。咖啡苦澀，光線昏暗，音樂廉價，冷氣刺骨，顧客喧鬧，是多數台北咖啡館的慣有姿態。不禁質疑，難道就如楊照所說「咖啡館是台北貧乏文明中的不得已，永遠成不了光榮驕傲」？大學畢業後，我一邊在義式咖啡館上班，一邊準備研究所考試，不料父親很難接受，一再懷疑我所待的咖啡館是色情咖啡館。咖啡館如此聲名狼藉，令我驚異不已。而同時帶給人們文藝與色情雙重極端印象的咖啡館，也引發了我的興趣。

　　2004年4月7日，台灣兩大報：中國時報以及聯合報，皆大幅刊載了北市武昌街「居仁堂」素食餐廳發生火災的消息，這場火災並無造成重大傷亡，中國時報卻用了二分之一的版面來報導，顯示火災地點「居仁堂」不是個普通的地方，它的前身其實就是著名的「明星」咖啡館，事實上，該店面即是向「明星」老闆承租的。報導中顯示「明星」與台灣文人的關係匪淺，聯合報寫道：「在五、六０年代，這棟樓吸引作家藝人聚集，包括白先勇、三毛都是座上常客，是早年重要文學重鎮、風光一時。」中國時報更以「明星走過54年，紀錄台北文學史」為標題，大篇幅報導「明星」與台北文學的關係。

　　時間推回到1989年，「明星」咖啡館結束營業，楊澤主編的《狂飆八０──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中，將「明星」咖啡館的關閉詮釋成是「台北最後一家文學咖啡屋停止營業」；無獨有偶的，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印的《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也紀錄了「明星」停業的日子。2002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台北出版節「重現書街風華」活動，為了讓市民重溫重慶南路昔日的文化氣息，編印了一份「書街地圖」，而「明星」咖啡館亦被編入「書街地圖」中。同年11月23、24日，名為「重現明星咖啡屋及35元好書、舊書市集」的活動，在中山堂堡壘廳舉行，承辦單位甚至以30年前的桌椅、杯盤等實物，重建「明星」樣貌。從早年作家文人撰寫文章追憶「明星」，到後來「明星」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最後在官方的關注下，「明星」被詮釋為「文學沙龍咖啡館」的象徵地位更形確立。2004年7月初，「明星」不負眾望，重新開幕，吸引不少舊雨新知。特別的是，重新開幕的明星並沒有重新裝潢，而是搬來了老舊桌椅，掛上了復古的窗簾與吊燈，盡可能還原往昔的面貌。在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裡，試圖「重返歷史現場」的明星，彷彿帶領我們進入時光隧道，回到暈黃甜美的咖啡時光。

　　原來，我內心對咖啡館的文藝想像，不必追索到西蒙波娃、沙特，或羅蘭巴特，在50年前，就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早有一群文藝青年，以他們的心靈力量，孵育了台北咖啡館的人文底蘊。然而，「明星」文藝現象是否被過度渲染？「明星」的人文現象是否為台北咖啡館的特殊案例？是否有其他人文咖啡館的曾經存在？這些文人在咖啡館做些什麼？咖啡館與文人的連結是如何呈現的？為什麼過去報紙所呈現咖啡館形象是以色情為主而鮮少提到其文藝現象？若真如楊照所說「我們只搬來了咖啡館，其他的依然遺留在文明的彼岸」，那麼是什麼被留在文明的彼岸？

　　現今台灣社會已進入文化消費的時代，「人文咖啡館」也成為一種標籤，一個符號。走在街上，經常可以發現標示為「人文咖啡館」的商家，好像是否真有文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種消費的情境。而本書提及的「人文咖啡館」不只是一種消費情境，而是真有文人在裡面活動的咖啡館，也就是咖啡館經營者願意開放自己的營利空間，舉辦各項文藝活動或文化展演，並作為文人聚集的一個文化場域。

　　透過文獻，發現戰後台北人文咖啡館並非「明星」一枝獨秀，由早期的「朝風」開始，與稍後的「田園」，皆以古典音樂來吸引顧客，而「明星」引領的風潮，也造成一股文人留連咖啡館的趨勢，緊接著「作家」、「文藝沙龍」的誕生，皆為文人圈內的自發性創業，目的是要創造一個文人可以定期聚集的場所，較晚出現的「野人」、「天琴廳」、「天才」，也標榜著文藝咖啡館的經營方向，店內除了定期舉辦文藝活動，也聚集不少藝文人士。

　　1980年代，台灣進入一個狂飆的時代，知識份子與群眾用身體衝撞體制，消費者則開始遊蕩在一片繁花盛景般的消費圖騰裡。隨著連鎖速食店、連鎖咖啡店、即溶咖啡、即飲咖啡的普及，喝咖啡轉而日常化。此時，僅存的「明星」，也因為客源族群的改變，文藝氣息日益薄弱，咖啡館裡的文人也漸漸出走，最後只能在一片股市萬點的喧鬧聲中退場，成為歷史。

　　走過「狂飆八０」，進入九０年代的台灣，咖啡館裡的人文現象並沒有消失，在自由風氣與狂放思潮的渲染下，人文咖啡館也呈現出更為華麗燦爛的姿態，包括九０年代初期「咖啡劇場」蔚為風潮，到後來影音藝術入駐咖啡館成為風尚，而「明星」也在各方人士的奔走下，奇蹟似的重新營業。

　　當年，我對咖啡館的文藝想像與投射，來自於咖啡館的輝煌時代，無論是歐洲或是早期台灣的人文咖啡館，他們的人文餘韻始終縈繞不去，餵養了我們對咖啡館的期待與想像。但是，咖啡館終究不能讓我變成另一個人，咖啡館反而需要「人」來豐厚它，需要「人」來使它不一樣。無論如何，每個時代最前衛最誠實的聲音都在人文咖啡館裡，而每個城市都需要這樣的咖啡館，他們散落在台北的街坊巷弄，點燃一抹暈黃光源，等待每個城市的心靈來發現、來探索、來沉溺。